中美关系是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中美对抗发布长文：中美关系是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美国和中国各自面临重大抉择

近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美中对抗现状发布了一篇长文。

以下为原文翻译：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88年向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表达了这一观点。30多年后，邓小平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几十年来，亚洲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如今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区域。在这10年内，亚洲经济体的规模将超越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总和，这是自19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然而，即使到今天，邓小平的告诫依然让人警醒：亚洲世纪既非必然实现，也非命中注定。

亚洲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然而目前，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夹在中间或被迫作出令人不快的选择。

亚洲的现状必须改变。但新的格局会带来更多的成功，还是会带来危险的不稳定局面？这取决于美国和中国分别和共同作出的选择。这两个大国必须制定出一种共处模式，在一些领域保持竞争关系的同时，不让两国之间的矛盾危害在所有领域的合作。

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区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常驻大国。与此同时，中国是隔邻的区域大国。其他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任何一方试图迫使亚洲各国作出选择一如华盛顿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北京寻求在亚洲建立一个专属势力范围一美中将走上一段持续数十年的对峙之路，使长久以来预期会出现的亚洲世纪岌岌可危。

美利坚治世的两个阶段

20世纪亚洲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在1945年到1970年代，也就是冷战的前几十年，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集团争夺影响力。尽管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同苏联联手对抗美国，但其经济仍然是内向型和封闭的，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也很少。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地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正在腾飞。先是日本，然后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中美对抗发布长文：中美关系是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美国和中国各自面临重大抉择
美国使亚洲的稳定和繁荣得以实现。美国倡导建立一个开放、一体化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并提供一个安全保护伞，使区域国家能够在此基础上合作与和平竞争。美国跨国企业在亚洲大量投资，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创意。随着华盛顿促进自由贸易和向世界开放美国市场，亚洲与美国的贸易逐渐增长。

1970年代的两件大事将亚洲的“美式和平”带入了一个新阶段：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为美中在敌对数十年后，恢复邦交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起飞。到1990年代末，经济壁垒逐渐消除，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越战和在柬埔寨的战争结束后，越南和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得以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并开始追赶其他亚洲国家。

长期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一直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视为主要经济伙伴，但它们现在也越来越抓紧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业逐年增长，供应链也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几十年内，中国从在经济上对亚洲其他地区无足轻重的国家，变成本区域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

尽管如此，“美式和平”依然发挥效用，中国地位的这些根本性变化便是在其框架内发生的。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没有试图这样做。事实上，它采纳了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作为指导思想，将农业、工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放在军事力量建设之前。

因此，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同时，也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保持着牢固的联系，从而享有两全其美的好处。它们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共同努力，为植根于亚细安组织的区域合作建立一个开放式架构。亚细安在1989年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成立亚细安区域论坛，以及2005年以来每年召开东亚峰会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中美对抗发布长文：中美关系是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美国和中国各自面临重大抉择
中国充分参与了这些进程。每年，中国总理都会到访一个亚细安成员国，会见亚细安各国领导人，准备充分地阐述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看法，并提出加强中国与亚细安成员国合作的建议。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利益不断增加，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有助于加深中国与邻国的合作，当然也提高了其影响力。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开放的区域架构，中国并没有绝对的影响力。美国仍然是重要的参与者，它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和《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等倡议，巩固区域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其经济参与。亚细安还与欧盟、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对话机制。亚细安认为，这样的联系网络为合作创造了更强有力的框架，并为在国际上推进其成员国的集体利益提供了更多空间。

至今为止，这个做法行之有效。但“美式和平”的战略基础已发生根本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的经济、技术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成倍增长，它对世界的看法也有所改变。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引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箴言。中国视自己为一个大陆大国，也渴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它一直致力于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以使将其军队转变为一支世界级的战斗力量。中国越来越希望保护和推进其海外利益，并确保其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超级大国的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其宏观战略。随着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的减少，目前尚不清楚它是会继续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任，还是会转而采取更狭隘的“美国优先”方式来保护自身利益。在华盛顿对其在全球体系中的责任提出根本性反思之际，它与北京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中的重大抉择

美国和中国各自面临重大抉择。美国必须决定，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生存威胁，并试图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国，或是承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如果选择后者，美国就必须制订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尽可能促进合作和良性竞争，而不让竞争伤害整体关系。理想情况是，这一竞争将在商定的多边框架内进行，并采用类似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所遵循的规则和准则。

美国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痛苦的调整，尤其是华盛顿有越来越多人认为，与北京的接触已经失败，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维护其利益。但是，无论这项任务对美国来说有多艰巨，在现有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体系内，尽最大努力满足中国的抱负还是值得的。这一体系规定了所有国家的责任和限制，加强信任，帮助管控冲突，并为合作和竞争创造更安全、更稳定的环境。

反之，如果美国选择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就有可能引发反弹，使两国走上长达数十年的对峙之路。美国不是一个衰落的大国。它有很强的韧性和实力，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够吸引世界各地人才；在九位诺贝尔科学奖华裔得主中，有八位是美国公民或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拥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进的技术；它远不是一个波将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编按：指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也不是苏联最后几年摇摇欲坠的计划经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任何对峙，都不太可能像冷战时那样，在一个国家和平崩溃的情况下结束。

就中国而言，它必须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不受制约的大国，为所欲为，凭借其绝对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取胜，但也要冒着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强烈抵制的风险。这种做法可能会加剧紧张和不满情绪，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个真实的危险：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亚洲和西欧国家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尽管中国最近努力在海外打造软实力，例如通过孔子学院网络，以及中资国际报纸和电视媒体等，但形势还是对它不利。

又或者，中国可以承认自己不再积贫积弱，并接受世界目前对它抱有的更高期望。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有理由享有它在较小和较不发达时所获得的优惠和特权，例如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慷慨条款。一个更大、更强大的中国，不仅应该尊重全球规则和规范，也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维护和更新中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国际秩序。如果现有规则和规范不再适用，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出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订正安排。

创建新秩序的道路并不平坦。强大的国内压力推动和制约着两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在当前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即使有，其主要焦点也是“美国优先”这一主题不同版本的论述。在中国，领导层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并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软弱和屈辱之后，再次展现出一个古老文明正在崛起的雄心。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中会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来处理双边关系，甚至拥有互利共赢的共同愿望。两国不一定会走上对峙的道路，但也不能排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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