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甘肃大饥饿究竟死了多少人？

　　饥饿是人心中最恐惧的记忆！1928年的那场“大恐惧”来得很猛烈，猛烈的至今让人难忘。
　　“民国十八年，死人满山沟。”九十多年后，这句俗语依旧让人闻声颤栗。民国十七八年，是1928年到1929年间。空前大旱掠过甘肃的50多个县，其间夹杂着古浪大地震。
　　于是，人就像黄了的麦子被“刷啦啦”放倒；于是，大地上就躺满了“挣命”的乡亲。
　　当时，甘肃全省64个县，有58个县受灾，灾民达250万，仅仅兰州一地的灾民就达11万。
　　民国十八年大饥饿中，先后有140余万人死于饥饿，有60万人死于瘟疫，有30万人死于兵匪之手。有6万人口的定西县，灾难过后只剩下了3000人。兰州则有8万人死于这场灾难。
　　于是，对饥饿的恐惧成了野地里的草，连年疯长。故而，甘肃陇中人，见面要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这也是，很多地方，人们对大饥饿，最惨痛铭记。
　　这个习俗，起源不一定是民国十八年大饥饿，但真正消失却是近几年的事情。可见，饥饿是留在我们记忆深处，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庄稼绝收，人靠吃野菜度日，谁知这仅仅是个开头。在父老们的记忆中，那年的那场灾难，持久而绵长。许多老人回忆起来，依旧不寒而栗。
　　灾难是从民国十七年4月开始的，进入四月天就没有下过雨，水势汹涌的河流也快断流了。实际上，这场灾难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就开始了。这年全省各地春夏大旱，皋兰、金县、会宁等17个县颗粒无收。多次重大灾难，连续叠加的后果，就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大饥饿。
　　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是春夏大旱。兰州河口人在张家台上种的千亩谷子，长了一尺高就干枯了，彻底绝收。黄河水位下降，庄浪河断流。水车自然也不管用了，川地只浇了个头水，只有两成收成。
　　此时，街市上的粮价大涨，一斗麦子要五六两银子，一块银元只能买3斤面。面价上涨了十多倍，正常情况一块银元能购买半袋面粉。
　　据记载，河口的粮价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粮价在定西，一斗麦子要十八个银元，后来平凉有一袋面粉50个银元的纪录。
　　1928年六七月份，有200多户人的河口街，就有六七十户人家无粮可吃了。人们以野菜、榆树皮、麸糠艰难度日。谁知吃糠咽菜的日子仅仅是灾难的开头。
　　那时，到处是灾民，而灾民的到来又带来了瘟疫，饥饿加上疾病，大饥饿变成了大死亡，人口急剧下降。主要根子在政府。此时，统治甘肃的是刘郁芬，他不仅不组织救灾，反而继续摊派各种苛捐杂税，疯狂搜刮，致使灾情雪上加霜。
　　进城的饥民走路打摆摆，刮风就跌倒，跌倒就断气。有个村民叫黑喜儿，到店铺中去买油，去店铺的路上要过一个大坟滩，这里路比较难走，谁知黑喜儿一头栽倒在坟滩上，再就没有爬起来。
　　许多繁华热闹的集镇码头成了灾难深重的人间地狱。很多地方大街上行人寥寥，为防止国民军派捐拉夫，每天不到天黑，四门就上杠子了，店铺更是中午一过就关门了。晚上，更是寂静一片，连小孩的哭声都没有。
　　饥肠辘辘的小孩哭喊着向大人要吃的，大人无奈，只有哄吓说：“不能哭，街上的饥民听见后，就会抓去吃了。”吓得小孩们大气都不敢出，只能乖乖地听话。
　　当时，兰州死人甚多，来不及埋葬，刘郁芬派人用大车把饿死的尸骸拉车上倒入黄河中。
　　在这场空前的大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甚至说是微不足道的。此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而此刻刘郁芬却忙着和省内的其他军阀开战呢。
　　本来早就展开的救援行动迟迟没有铺开。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月一日，刘郁芬才向南京国民政府电告灾情，说是灾民的数量达百万。5月5日，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薛笃弼（薛曾任过甘肃省省长一职）视察完陕甘后，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说，甘肃有灾民240余万。并且说，灾民们把各地的草根树皮都吃完了。
　　当然，这些仅仅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灾情比这要严重得多。民国十八年全省有近240万灾民死亡，实际上1932年的统计为约3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报告中灾民数量，接近后来死亡的灾民数。
　　民国十八年，今兰州政区范围内总人口为31.88万，比民国十七年减少8万余人。
　　国民党行政院给甘肃灾区拨款80余万元赈灾，然而此刻，各地军阀割据，政令难以畅通，再加上缺乏监督，赈灾款大部分被经手官绅贪污。真正将灾民放在心上的人还是那些民间的善人，邓隆就是其中之一。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1935年春，张恨水游历西北，进入甘肃，看到路旁的左公柳，被人们砍伐及剥皮充饥的情形，写下了这首诗！这是民国十八年，甘肃大饥饿的真实写照。
　　1930年后，灾难才走向低潮。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近300年间，甘肃基本上是“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二十年一特旱。”灾难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痛苦。在军阀混战下，腐败政府管理下，灾难更是雪上加霜。